人们都在绝对化地认为后主刘禅是扶不上墙的阿斗，扶不上墙的是烂泥，将后主刘禅等同于朽木和烂泥。
笔者觉得很大原因在于留下了著名的”此间乐，不思蜀“的历史典故，即成语乐不思蜀的主人公及创造者。
对于大众对作为堂堂蜀汉之主的刘禅这个贬低甚至是侮辱性的调侃，我觉得有失公允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给后主名誉进行翻案，毕竟泱泱蜀汉亡于他之手里乃是真真切切的史实。
让厚重庄穆的史卷引领我们回到那尘封已久的三国鼎足而立的时代，在身临其境地在一个权谋与*同在，英雄与小人共存的历史情景之中体验与畅游，通过历史遗留下的碎屑，追逐寻找的答案。叩问史册，孰是谁非，一览便知！
这个典故出现的直接原因在，正值行将就木的蜀汉帝国刚刚被当是实力依旧称雄的曹魏帝国所灭,而曹魏政权里不仅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且常怀雄心之志的实力派强权人物司马昭在宴席上对身为亡国奴及阶下囚的后主刘禅不怀好意的甚至是绵里藏针式地试探时，后主刘禅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回答。
我们看看孙吴亡国之君孙皓对晋武帝司马炎的回答是”我亦为你/晋主/在我朝留了把座椅。”这不是自己找死的愚蠢的回答吗？由此看来，刘禅至少比孙皓智商务情商高多了，懂得自己的所处的境遇和如何自晦来保全自己！我们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后转到大宋王朝，同样是一位亡国之君，即被誉为”词帝“的南唐后主李煜，由于在七夕之夜写出脍炙人口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名句，竟被宋太宗无情地赐予毒酒一杯，最终弄得个魂断他国的悲惨结局，悲夫！！由此可观，阿斗能够在“亡国之君必死”的故事惯例中，能够过得下来就说明其挺睿智可见一斑。
其次，蜀汉王国偏居西南一隅，地狭人稀，交通闭塞，且其在东汉末年尚未彻底地开发，生产力相对落后，根本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先进，地大物博，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即使在几百年后的在唐朝是大诗人刘禹锡就有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可见当时蜀国的开发水平是多么的低下，难怪后主阿斗不愿返蜀呢？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地域间的严重的不平衡性决定的，换言之，乃是经济层面的原因！！
退一万步说，刘禅乃亡国之君，的确是。但我们好好想想：先主昭烈帝刘备，阅历如此之广，又左有卧龙凤雏两位经天纬地般的超级谋士，右有武艺超群威名赫赫的五员虎将，尚且独木难支，何况是刘禅呢？其能够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在诸葛孔明病逝五丈原之后，蜀政权内部的派系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遭遇之下，依然能蜀汉政权屹立十几年之久，可见，刘禅绝非无能之辈！！
那么，笔者觉得很大原因在于留下了著名的”此间乐，不思蜀“的历史典故，即成语乐不思蜀的主人公及创造者，而流传笔典故的原因，则来自于他是蜀汉政权的亡国之君，在于中国古代社会里所有末代帝王所特有讽刺与贬低的政治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末代皇帝现象”。
纵观历史，这种对亡国之君被口诛笔伐现象不仅仅只出现于刘禅身上，诸如霞的亡国之君被称作桀，商的亡国之君帝辛称作商紂、南齐亡国之主萧宝卷封为东昏侯、创造南陈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赐谥为“炀”、隋的亡国之君杨广追谥炀帝、南唐亡国之君李煜降宋亡国被封违命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晓桓父子分别被封为昏德公和重昏候等……屡见不鲜于史书。
那么，缘何会出现如此特殊且有规律的现象和政治惯性？
其一，统治者为了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积极为前朝编纂史书，为了避免重蹈前朝败亡的覆辙，对君主进行委婉劝诫，并通过为前朝亡国之君追赠恶谥，来惊醒君主对自已千古之后的历史评价，是一种自下而上制约君权的理性的制度设计和有效手段。其二，后继王朝在位前朝编纂史书时，大体极尽其能事地抹黑、贬低，乃至妖魔化前朝国君，尤其是前朝的亡国之君，不惜以追赠恶谥的政治行为来加以确定，以示前朝之主种种“不君”的行为，致使民心尽失，德运渐衰，气数已尽，上天早已弃之如敝履，不足以担任“替天行道”的重任，而新朝开国之主则正是顺应天意，取而代之，成为上天重新选定的“替天行道”的代表，是众望所归的承受天命之人。总之，是通过验证前朝天命气数已尽，来证明后继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其三，这与中国古代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有关。中国王朝的形成是通过化家为国和家国一体的方式演化而来，而在治国理念上也经常带有泛家庭倾向，诸如皇后为母仪天下，国君则为君父，国民为子民，天下臣民为国守丧，将不孝之罪规定为十恶不赦之列，求忠臣于孝子之家等等。“孝道”观念在各种政治行为的推动下，成为了更高的社会道德标准。而“孝道”不仅在于三年无改父之道，更在于在胜一步的光宗耀祖以显于世。而更大的不孝莫过于无后，正如孟子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了亡国之君而言，此间的“无后”，不仅仅是同宗子孙未能好好受其护佑而惨遭屠戮，更是未能承继先祖历经磨难开创的基业，并将其发扬光大，反而不甚作为，将其拱手让人，让先祖神主不得继续血食太庙，沦落成为芸芸众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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